金山論壇--泛藍、孫中山和兩岸

卡爾／聖馬刁

　　泛藍對台灣發展的定向基本上是不獨但又不統，十分被動，特別是相對於泛綠的本土甚至是台獨路線的旗幟鮮明，尤缺動力。再此下去，泛藍在台不但難重新主政，更有可能愈益畏縮，走入歷史。

泛藍究竟應怎樣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？

　　泛藍既強烈認同中華民國，仍然崇仰孫中山則理應信服他的基本理念。惜礙於冷戰時代長期反共的教育和經驗，他們大多已不能將孫中山的思想體系和當前的兩岸問題聯繫上來，無從真正以三民主義的標準來評價大陸的全新形勢，更遑論以歷史的高度來務實檢視自己的處境。　

　　泛藍中有不少人講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，坦白說，是陳義過高而且完全不切實和不合時宜。不是三民主義本身有問題，而是政治的現實早已今非昔比，豈能在空中樓閣上大作文章。然而，大陸各方面的發展很大程度已和三民主義的主張有不謀而合的現象，泛藍人士有必要亦有義務認真深入探討。

中國自主之精神

　　開宗明義，孫中山絕非左或右翼的「全盤兩化」者。他深信中國的政治哲學並不比歐美落後，中國不是「要步他們的後塵」，而是「要駕平歐美之上」。他還說：「如果不管中國的風土人情，是怎樣講，便像外國的機器一樣，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機器，硬搬進來，那便是大錯。」

　　這種強調獨立自主的氣概和精神，台灣時下的人，包括泛藍在內，有嗎？倒是大陸沿襲鄧小平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的思路更為吻合孫中山的主張：一是同樣著重自主獨立性，二是民生主義亦屬社會主義。　事實上，泛藍很多流行的想法和作法反而禁不起以三民主義來檢驗：

以三民主義看大陸

　　「一中原則」根據的就是民族主義，講的是一個中國的實體，而非其名號。泛藍一味高舉「中華民國」名號，是避重就輕。大陸已低調至國號可談，泛藍又何必還疑慮？

　　論及大陸體制，台灣包括泛藍陣營動輒指出「自由民主」或「普世價值」口頭禪。其實這些習以為是的想法大多是人云亦云，更不符孫中山的根本思維。

　　孫中山說中國歷史上向無「自由之名」，但有「自由之實」，老百姓只要不涉及造反，生活基本上是很自由的，所以中國人對「發財」更有興趣。

　　大陸改革開放以來，毛澤東時代高度管制人民生活的作法確已一去不返。對大陸現況稍有體認者都應知一般老百姓已無自由或不自由的問題。當然政治活動等有關方面的自由還相對有限制，這就牽涉到一黨制是否「民主」，就泛藍而言，是屬民權主義的問題。

　　三民主義講「民權」，是要「人民有權，政府有能」，人民應放手讓政府發揮其能；否則，民權愈發達，政府反愈無能。孫中山創導的國民黨本就設計為這種有高度效能的全民政黨。江澤民「三個代表」最後一項講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未嘗不就是朝這種「全民黨」發展。另外，孫中山從未提及反對黨的觀念和必要，泛藍又何必獨求大陸急於開放黨禁？

　　就事論事，一黨和多黨制是各有利弊。後者強調社會利益的分化和制衡，前者則著重整合和統籌。在實際操作上，同樣是可好可壞，不能一概而論，亦不能硬說一黨制就不民主。譬如，中共就有六千多萬黨員，比台灣全部人口多近三倍，故說它「一黨專制」實是頗不通的以文害義。「民主集中制」甚至可優於常流為「民粹」之民主。民粹依學者之歸納有兩大特色：一是「民眾萬歲」，二是反菁英。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乃其極致典型，台灣近年搞的選舉萬歲主義，何嘗又不是另類民粹。民粹運動本質上必然，亦都被歷史事實證明，終成禍患。

　　中國作為龐大的落後國家，與其過分強調極為少數人要爭的政治自由民主，毋寧集中精力搞好執政黨和政府的機能，至少這是一種不能完全否定的合理邏輯。

　　大陸說是以經濟發展為主的作法要百年不變，大致符合了中國的需要。中南海主政人物多半是理工出身，更有利於公共建設，很多方面亦超出實現了孫中山的實業計畫，極有針對性的是台灣終日只見李登輝、阿扁乃至宋楚瑜等政治人物忙於口水戰，言不及大義，泛藍人士難道還看不透和不夠嗎？

功不必在我　

　　孫中山還有一種過人的器度，充分表現在「讓袁」一事上。他解釋之所以這樣做，不為如謠傳的錢，亦非有畏袁的權勢，而是他苦於黨人不從乃興置身實業計畫更能有貢獻的抱負。

　　泛藍今日大應效法孫中山這種「功不必在我」的胸懷來面對兩岸的關係和前途。神州誰主浮沉畢竟要以大陸為主體，範圍外之人士自不能喧賓奪主兼無自知之明，認識自己的舞台扮好角色才是當務之急。

　　如何在統一大業，和協助大陸提升內政外交的發展上善作發揮，泛藍人士宜應重拾孫中山「和平奮鬥救中國」的遺訓。大陸近年致力「民族振興」已有雛形，泛藍人士豈能抽手、主動缺席。

　　「孫文學說」闡揚的「知難行易」故乃完全可以適用在兩岸問題上。只要在認知上能有扭轉，行動必可有所突破。泛藍們也唯有這樣才能徹底將泛綠比下。